不干活,还要养着几百号人,关键越州药厂还有一个看不到头的前途,这让两位主官已经很头痛了。
而且越州地区,包括整个之江省都碰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随着大量乡镇企业的快速崛起,从吃住行全部超越了国营厂,牢牢占据了主动地位。
而原来的国营厂怎么样呢?生产效率低下,生产设备老化、产品陈旧没创新,关键还有计划指令性生产,没有一点主观能动性。
上级让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多一点,少一点都不行,至于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卖得出去?管工人毛事?这是厂领导的事情。
而厂领导又想,卖不出去管我毛事?我的任务是怎么生产出来,至于怎么卖是上级主管部门的事情。
上级主管部门也是一头雾水,我们只是根据每年的生产情况制定计划,怎么卖难道不是你们厂子里供销科的事情吗?
就这样,三方扯皮,最后导致企业越来越困难,乃至彻底走进了死胡同。
不过之江省有一个优点,在改革开放之前国营厂不多,特大型国营厂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在改革开放后,大多数人都选择自己创业开厂,没资本的就当个二道贩子鸡毛换糖。
到了九十年代的下岗潮开始,反而是重工业城市,尤其是东北那边的工人简直就是活不下去了。
相反,之江这边还是风平浪静,也有工人下岗,可是下岗了有那么多乡镇企业在,实在不行还可以去菜市场卖菜,总有一条活路,所以之江省的影响最小。
可现在还是1984年,工人们还没有被逼入绝境,破产潮还没有到来,下岗潮还要再过几年,所以国营厂的工人们还是挺拽的。
越州有困难的可不仅仅是药厂,比如在当地规模最大的几家国营厂如越州第一、第二纺织厂、越州机械厂等同样是困难重重。
每一家困难厂都要地区补贴,地区哪来的钱?别忘了越州地区这个时候还是以农业为主的,就农民那里收到农业税,能补贴多少?
这也是李兵权和韩丁泽非常头痛的地方,钱从哪里来?
如果让2020年的干部来回答,很简单,印钞票嘛,核动力印钞机开起来,不断印钞。再不停向银行贷款,反正到时谁爱还不还。
但1984年的干部还是比较有节操的,没钱就没钱,不会去想什么歪门邪道。
李兵权听完鲍勇的话问道:“那你说说,怎么个合作法?”
鲍勇咬牙说道:“两种方法,一种是将越州药厂折价卖给南瓜藤公司,但前提条件是接收所有职工。这样地区可以得到一笔钱,职工也有了条活路。
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将越州药厂折价,然后跟南瓜藤公司成立一家全资厂,如果他们不坚持,我们就要控股权;如果他们态度强硬,我们就拿股份跟着分红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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