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之战后,日本军方对平津地区的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了上海。塘沽靠海,有港口,早就是日军经营的重中之重,是天然的入侵平津的前进基地和海运后勤补给点。
至于位于天津海河边的日租界,因为地理位置原因,却却是一个不靠海的“陆地孤岛”。
天津的日租界是日本在华租界面积最大的――超过2800亩,约两平方公里。天津这儿的洋租界,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最巅峰时在这里建租界的有九国之多,这是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军后的产物,当时连比利时这种鼻屎国都在“万国来操的大清”这儿强设了租界。所有的租界都靠海河两岸布设――位置最好是英租界的码头港口,直接靠海,而日租界则是被挤到在最里面的海河上游区,没有直接的出海口。
日租界东北临海河右岸(西南岸),东南与法租界毗邻(锦州道),南至墙子河(今南京路),北起闸口至福岛街(今多伦道),再向西南至南门外大街和海光寺,共占地两千八百余亩。
这里地处内陆,因为靠海河,小吨位货船可直入,也是天津地区重要的贸易港之一。(注:清末到民国,海河多次挖深,丰水季时最高的通行17英尺吃水深度的货船。不过到了现代,因为用水过度,海河都快变成水沟了。)
山西战役之后,红军势力渗透进河北后,日租界区就有意识地将租界里一些坚固的建筑进行要塞化改造――即三井洋行。由于日租界紧挨着法租界的特殊位置,其和法租界更是只有一条马路作为势力分隔线
比起原历史,日本人在天津租界的驻军数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要稍减了一些――日租界里待的都是“华族老爷”而不是升不上去皇道派中二,他们很明白呆在这座孤岛上很危险。
开战前平津局势日渐紧张,这些“智力正常”的“华族老爷”们,在闻到平津地区的火药味后,早就悄悄做准备给自己留后路了。
比如“支那驻囤军司令部”,很早就迁到了后方冀东的唐山,直接跳出战略位置极恶劣的前线。
要说田代皖一郎这段时间啥都没做,其实是不对的。他就悄悄地把租界里的大部分精锐守军,在四月时调到塘沽,只留下两个小队的炮灰,上百名武装警察,加上从当地临时征召的数百名武装侨民,穿着军服充数,冒充正规军。
――历史上七七事变时,若不是宋哲元老想着糊,边打边谈被日本人的牵着走各种拖延时间导致援军赶至,当时日租界都差点让29军一波攻下。
而这一回主导进攻日租界的是红军,兵力战力和作战决心,战前准备都比29军要大得多了,而田代皖一郎在战前也非常清楚,这里一开战就一定会完蛋。
战略上来说,田代皖一郎把租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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