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胜主席的两个儿子,“杨氏”兄弟住在董牧师前妻黄慧光家的那段日子里,上海地下党受到了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重的破坏。
从1933年9月开始,为对付中央特科安插在军警特务中的警报系统,中统特务采用了“细胞渗入”的手段打入上海地下党内部。所谓“细胞渗入”,就是抓到人后立即带到附近旅馆突击审问,快速办理秘密自首手续,然后马上释放,使叛徒不被发觉,作为内线细胞渗入中共党组织。由此,情况变得更加险恶。有多么险恶呢?
中统的报告说:“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自1933年9月开始,到1934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485人,其中已接受我们任务的有183人。因此,共党在上海的一般活动,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1934年4月至8月,5个月间,我们对于红队的内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们的伪装人员7人。”
就这样,大名鼎鼎的特科“红队”,被中统派遣的“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邝惠安就是红队队长。
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被特务逮捕,与其一起先后被捕的还有秘书处负责人李德钊、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以及工作人员、巡视员、交通员共20余人。李竹声在特务劝降下叛变后,供出盛忠亮等人的住址。
1934年10月5日,第二任上海中(蟹)央局书记盛忠亮、管电台的周秀珠、电台台长王友才等九人先后被捕。
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蟹)央局机关第三次被破坏。第三任书(蟹)记黄文容、组织部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部长朱镜我、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董牧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和上级失联。
这三次大破坏使上海地下党的机构几乎损失殆尽,人员损失尤为巨大,只能从上海各系统中抽调一些干部组成临时班子,暂时负担起上海中央局的领导工作。1935年3月下旬,成立了由刘仲华(中(蟹)央(蟹)军(蟹)委干部)、贺昌之(中央特科干部)、浦化人(中央宣传部干部)为首的上海临时中(蟹)央局。
可是,只过了四个月,1935年7月22日,上海临时中(蟹)央局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三十余处,上海临时中(蟹)央局负责人浦化人等39人被捕。
在这样的形势下,1935年8月,上海军委和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的来信,决定撤销上海临时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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