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很难用语言来准确地描述它。
吃完香蕉，查必清就在一边撒尿，而蔡其仙则笑眯眯地说：“书记，地形你都看过了，你说怎么收税呢？”
我说：“定产定量来个税收大包干，怎么样？”
蔡其仙摇摇头说：“不好办包。定多了老板不干，定少了别人以为我们吃了回扣，领导也不高兴。”
我说：“按一车来计算，定下每车多少钱，老板拉走多少车我们就收多少税，既公平又方便。”
查必清瞪着一双大眼说：“这更麻烦哟。如果老板在七八个地点同时装车，我们人手少看不过来损失严重呢。”
我又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每个点安排两个人盯着，老板想偷税也不容易。”
蔡其仙用纪委书记的口气说：“不行。两个人在一起不好监督，谁也不敢担保他们串通吃回扣。”
蔡其仙又脸色凝重地说：“这些办法去年都试过，但效果都不好。有人还是捞了上万块钱。”
我说：“要相信大家，税务部门的干部职工基本觉悟还是有的嘛。”
查必清诡秘地说：“哼，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在金钱面前谁也不要相信谁。”
蔡其仙很领导地说：“现在有的人思想太坏了，一有机会就捞。”
腐败之风像野火一样蔓延，党员干部在人们的心目中大打折扣，这怪谁呢？
我曾在《法制日报》上看过一篇报道，一个镇的税务所副所长利用多收钱少开发票的手段贪污受贿上百万元。为此，我真担心红棉乡的税务工作人员也有经济问题。
我故意神秘地说：“既然这也不好，那也做不到，我还有一个好办法。”
蔡其仙和查必清几乎同时把嘴张得圆圆的，好像个括号似的。
查必清爽快地说：“书记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管他什么手段呢，反正是为了完成收税任务。”
蔡其仙脸一沉说：“管不了那么多了，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我心一横说：“我的办法是，彻底堵死东西北三个方向通往蕉林的路，只留下南边一条简易公路让拉香蕉的汽车走。这样他们就无法偷运香蕉了。”
我又补充说：“参与收税的干部职工共同把守一个口子，分工要具体互相监督。”
蔡其仙和查必清异口同声地说：“对，对！真是个好办法，这回他们确是无路可逃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土办法确实是“一招鲜”。蔡其仙请来几十个农民用两天的时间就把蕉林东西北三周的道路挖断，别说是汽车就是自行车也没法通过，因为路中心那三米深十米宽的大坑，路过的行人看了都不寒而栗。尽管这瓮中捉鳖的办法有悖于文明执法，有悖于税务的形象，甚至说得上是税收行动中的暴力行为，但结果却是十分的惊人：税务所收到的香蕉税与去年同期相比超出了百分之三十。
终于，乡里税收工作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今年香蕉的产量和价钱基本与去年持平，可去年少了的百分之三十的税收款又落入谁的口袋里了呢？
我隐隐觉得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可又不知如何是好。
乡里的税收工作出人意料地走在全县各乡镇的前面。
查必清顺利地当上了乡税务所所长。
蔡其仙忐忑不安地等待着钟书记的批评。
没想到钟书记一反常态表扬了蔡其仙，说：“行为虽然不敢恭维，但效果还是不错的，其经验值得其他乡镇借鉴。”
但换届时，蔡其仙还是调到另外一个乡当了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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