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之孝”甚至高于“入世之孝”，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早在汉末，牟子就借用老子的名言“上德不德，则是以有德”来回应中土人士对佛教“不孝”的责难。牟子引儒家所称道的上古“圣人”泰伯断发文身、许由逃往深山而让天下、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于首阳山的故事，这种表面上“不仁不孝”的行为却被孔子赞为仁德的榜样，以此说明佛教的出家是重形而不重质、它是大德不拘小节之举。佛教看来，儒家的事亲还停留在“小孝”“中孝”的阶段，这是在家之孝，佛教承认在家之孝是理之当然，但更重视出家的“大孝”。中国佛教将儒家的“立身行道，显亲扬名”的观念加以发挥，强调“修‘性’”，以“德”报恩。认为人生皆苦，只有出家或在家‘精’进于佛法的闻思修行，最后证得解脱的佛果，才能报答父母的恩德；只有证道而获解脱的人才能自度度他，利益人天，帮助父母及无数的众生从轮回苦海中解脱。中国佛教曾将此种孝道称为“法‘性’之养”，以别于普通的“‘色’身之养”。可见，强调‘精’神救渡乃是佛教孝道的根本中国佛教孝道思想张扬的孝亲意识，更多的是一种宇宙间的自然亲情关系，不像中土孝亲伦理含有更多的社会宗法关系。佛教的报恩，意在理解对方的恩惠，绝不是以权力、压力或上下的尊卑等级来执行的。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皆能成佛，因而在僧团内部，都是以平等为序列，唯以出家时间的先后而定位次。佛教所讲的亲情，是宇宙的亲情，而非局限于一家、一地的亲情，这就在本质上决定了孝不是一家之孝，而是对一切人的孝，甚至是一切众生的孝，所以才有报“四恩”之说（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佛教的孝道不是“臣民道德”，而是慈爱的相互回报。当然，在儒家学说占主流地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佛教在理论上的高明并不能代替实际上对儒家的依附和补充地位。因而，在三教合一、三教一致的形势下，无论是儒家的“入世之孝”，还是佛教的“出世之孝”，实际上都成了传统纲常名教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佛教借孝道的传播和发展丰富了中国佛教的伦理思想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中国佛教“弘道济世”、“普度众生”的大乘理想，扩大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佛教也不断地走向俗世化和伦理化，达成了佛教孝道伦理与儒家纲常的接近和契合，赋予了儒家传统伦理以信仰的力量，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纲常名教的社会教化功能。儒、佛、道三教既各自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推动，共同承担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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